当“碳达峰”与“人达峰”相遇，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冯雷（华略智库城市发展部副总监）
来源：华略智库（HUALUETT）
未来十年将是“碳达峰”和“人达峰”的历史交汇期，“双峰”的同时逼近迫使我国能源体系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倒计时，我国高质量发展进入攻坚期。面对生态矛盾和人口挑战的双重约束，亟需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两个重大约束：一个是主动的约束，即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明确了“碳达峰”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另一个是被动的约束，即人口老龄少子化的影响，要提前做好“人达峰”的应对之策。这意味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将逐渐成为历史。“碳达峰“”人达峰”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影响甚至左右我国乃至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碳达峰”和“人达峰”分别从能源和人口上设置了一个发展上限，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作为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如何选择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冲破发展上限的束缚？
华略智库城市发展部副总监冯雷博士将通过三篇原创文章进行剖析。第一篇讲时代大趋势，旨在辨明双重约束下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第二篇讲时代大机遇与时代大挑战，旨在剖析当下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三篇讲时代大抉择，旨在探索我国实现更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今天推出第一篇。
第一篇 时代大趋势
为兑现《巴黎协定》“1.5摄氏度”控温目标，全球已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如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南非等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表1），中国在2020年9月22日向联合国大会宣布，努力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在2030年之前达到排放峰值。
“30·60目标”是我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重承诺，彰显了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员的大国担当。为实现“30·60目标”，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十四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
2021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相当的篇幅部署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包括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
扩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促进新型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应用，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等。
2021年3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要以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契机，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达到了9.34亿千瓦，要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推进清洁能源增长消纳和储能协调有序发展，培育壮大规模达数万亿元的节能环保产业，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的目标。
李克强总理讲到“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贡献。”因此，无论从必要性和现实性都可以预见，未来的40年我国将对现有的能源供给结构做出积极调整，从以化石燃料为主的传统供能方式向更为低碳、高效、清洁的方式过渡。
能源结构的调整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各地政府都深谙优化产业结构是完成节能降耗目标和任务的关键。早在2006年，上海就制订了对高能耗劣势企业实施淘汰的制度，要求新建工业项目万元增加值能耗原则上不能高于全市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平均水平的2倍，对铁合金、小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能耗产业中的高污染、低效益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关、停、改。
由于采取“一刀切”的刚性处理方式，很多化工企业在上海无以为继，而一些企业恰恰又是集成电路、先进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不可或缺的一环，相关企业的停摆导致了产业链条的断裂。
比如上海金山区计划引进的一家光刻胶生产企业，由于其配套企业涉及危化品而无法正常投产，企业只能另寻他处。当年，被淘汰企业的归宿之一是向周边或政策更为“灵活”地区转移，从而得以延续。而现在，周边地区也提高了准入门槛，导致了这些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将无处安家，这与产业的发展逻辑又是相悖的。
近年来大城市部分落后生产功能的疏解，传统产业由中心城市向次级城市下沉的趋势愈加明显。加之大城市用工成本的上涨，很多人宁愿待在老家月入5000也不愿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拿8000的辛苦钱，“打工人”的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方面，这将加快内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以前是劳动力跟着企业跑，来到大城市，现在是大城市的企业向劳动力丰富的区域迁移，生产要素的配置条件发生了本质变化；另一方面，大城市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存在供应链条断裂的风险。
能源变革是触发人类社会变革的重要引爆点，能源和交通、沟通方式的变革总是同步出现。根据动力来源的不同，目前我们大致经历了四个重要发展阶段（表2），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值得关注的是，每次变革都是能源使用效率上的一次飞跃，人类动力来源的本质性变化，导致每次变革的间距时间越来越短。1997年第一台量产混合动力汽车丰田普锐斯入市，以及1999年第一台支持WAP上网的诺基亚7110手机的问世，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第三次变革期。
目前，风力和光伏的发电成本已低于上网电价，特斯拉等车企正在引领汽车的电气化进程，改变传统汽车产业格局。按照各国实现碳中和的约定时间，第三次能源变革将在2050年前后结束，持续大概50年左右的时间，人类社会将全面进入新能源驱动的电气化时代。当全球完成新能源电气化转型后，真实世界的信息将全部转换为数字信息，从而实现电能驱动“一切”的智能控制和互联互通。
根据2021年5月11日最新发布的七人普显示，目前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为63.89%。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城镇化水平从30%增长到70%为快速增长期，当超过70%后进入高位趋缓期，过去十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有7206万人实现了就地城镇化。
可以预计，未来十年城镇人口的比重将超过70%，城镇化趋势将逐步放缓。随着产业向内陆的转移，以及互联网经济逐渐抹平地区间的信息不对称，大城市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将会下降，同时地方收入差异的缩小将会使未来十年跨省人口迁移规模趋于收敛。
如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1010万人，比2019年增加160万人，同比增长19%，其中农民工占70%，就地城镇化可能成为城镇化的主要趋势。
但短期内人口向大城市、超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仍不会改变。统计数据表明，六人普到七人普的十年间，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人口数量和比重均明显增加（图1）。
根据七人普发布数据，总体来看，0-14岁儿童人口为2.53亿，占比17.95%；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为2.64亿，占比18.70%；老龄人口高于儿童人口1063.5万，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老幼人口总量的大逆转，意味着如不及时调整生育结构，总人口“人达峰”在即，人口增长将进入停滞期。
接下来将会面临老龄人口持续增加，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人口增长进入退行期。直至老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人口总量探底，未成年人口再次逆转，人口增长进入再生期，启动下一个人口变化周期。
为了有效应对这一趋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21年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从各省情况来看，目前我国除西藏外，其他30 个省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7%，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12个省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正在向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1%）靠近。
而实际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一些富余省市的户籍人口老龄化水平要远高于常住人口老龄化水平，部分城市早已突破21%，如上海65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已突破35%，高于日本东京。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大城市缓解深度老龄化的唯一出路就是靠经济和信息的“剪刀差”源源不断地虹吸外来人口（包括移民），来维持相对正常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
而大城市的高房价、高成本、高压力又造成了不利于人口再生产的环境，如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不到0.7，全国最低。老龄化和少子化互为促进、互为叠加，短期内很难逆转。（关于少子老龄化的成因和详细分析，可以参考笔者系列文章：《日本“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形成机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七人普和六人普数据的比较，老龄化区域已经呈现出连片蔓延的趋势（图2），东三省、山东、江苏、安徽、以及中西部地区已成为老龄化的“重灾区”。上文提到，跨省的人口流动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趋缓，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成为新的阶段性特征。部分省份把做大“省会”当成维系本省经济的救命稻草。
如2020年长春、济南、成都等省会城市通过行政区划扩容实现跳跃式发展，扩容后长春一市的GDP占到整个吉林省的50.6%。但是，做大省会究竟会引发更大的虹吸效应还是会带动全省的发展，目前还很难下定论。
“十四五”时期，人口将向省会城市，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持续极化，先发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人口高低差将继续加大，深度老龄化区域将进一步蔓延。可以判断，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在互联网经济的叠加冲击下，制造业企业“招工难”恐成常态，倒逼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梯度转移或转型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人民对于高品质生活的向往促进了消费升级，加速了人地矛盾的激化。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我国已有93个城市城区人口规模突破100万人，而2006年仅为57个，平均每年约有三座城市加入百万人口俱乐部。消费升级体现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如饮食结构变化（肉食消费、外食偏向）、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居住方式的变化，购物频次的增加等方面。
饮食方面，肉食消费的增加会增加碳排放。据EAT的研究报告显示，人类社会饮食模式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4%，相当于电力生产活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报告指出，OECD国家如果沿用目前的饮食模式，将使2050年全球碳排放激增263%，届时需要7个地球来承载这一变化。近年来，我国的肉食消费持续增加，根据OECD统计，我国的猪肉消费量占全球的50%以上，牛肉消费占全球的28%。
出行方面，以汽车为主的出行方式加剧了职住分离，城市向郊区进一步蔓延，形成低密度的城市形态，不得不通过占用大量的农业用地来满足城市的增长。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3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3.8亿辆，驾驶人口达到4.65亿人，其中汽车保有量达到2.87亿辆，千人拥有汽车已超过200辆。
预计到2021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有可能突破2.9亿辆，届时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保有量国家。即便如此，我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仍不及美国的1/4，日本的1/3，中国的汽车市场将会持续发展，对大部分城市空间的承载力构成巨大压力。
住的方面，随着家庭小型化，人户分离（子女和父母居住空间的分离）等原因，人们对于住宅的要求将更加多元，40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宅面积翻了10倍，接近40平米，相比集中居住的方式，分散居住的能源使用效率更低，随着家庭水、电、气使用量的增大，环境负荷将持续增加。
综上，“碳达峰”是在当下能源体系与环境负荷矛盾日益激化的背景下我国与世界达成的共识，“人达峰”是我国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且短期内不可逆的形势下面临的重大转折。“碳达峰”“人达峰”的双重约束，将会对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体系带来一系列挑战。
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机遇与挑战叠加，风险与机会共存，归根结底，我们始终面临的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三大要素协调、平衡的问题，以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
未完待续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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